1915年，日本乘欧战方酣，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满蒙山东及其他权利。到了1919年，欧战结束，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日本又有强迫中国代表追认“二十一条”的行动，中国的外交形势十分严峻。
北京各校学生经过秘密筹划，于5月4日举行示威运动，用猛烈的方法惩警亲日派代表人物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今天，是“五四运动”98年纪念，本文讲述了当年对于“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两个概念的提出经过，以飨读者。
“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三份文献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十几所高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汇集，宣读《北京学生界宣言》，并游行示威、散发传单、高呼口号。这次运动，有队伍、有指挥、有旗帜、有口号。在匆促的时间内居然有这样的组织，是群众运动行动上的进步。
一部分学生不满意于只有请政府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旗帜与口号，决议到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前面示威。曹汝霖住宅前的警察和曹氏仆役见人数过多，立刻关闭大门，此举刺激了前来示威的学生，学生们于是破窗破门而入。
当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3人恰好在曹宅聚会，曹汝霖、陆宗舆二人从后门溜走，章宗祥遭到示威学生的殴打，示威学生在感情奋张之余还放火烧了赵家楼。大批军警闻讯随即赶来，逮捕学生32人，其中北大被捕学生为许德珩、潘菽、杨振声、易克嶷等20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天安门集会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壮举留下的文献资料中，最珍贵的要推顾兆熊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张东荪《“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
这三篇“短评”，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三份文献。
“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概念的提出
顾兆熊是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他在1919年5月4日天安门集会游行后的第五天，也就是5月9日《晨报》“评坛”栏发表的这篇名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评论，是目前见到的最早有关“五四”的文献资料。
顾兆熊称5月4日的行动为“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是铲除“旧秩序”与恶社会，建设新秩序、新社会的“示威运动”；是反对“旧道德”（“被动的道德”“旧时之伪道德”），提倡“新道德”（“主动的道德”）的“示威运动”；是“良善分子与恶劣分子”的“可贵”的“决斗”。他从这场运动展望国家的未来，对前途充满憧憬：“吾观此次学生之示威运动，似青年之精神的潮流，已有一种趋势。倘再输以详确之学说，教以真道德之实质与决斗之作用，则将来之社会，必可转病弱为强健也。”
顾兆熊把5月4日的集会游行界定为“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而所谓“运动”至少有以下二种涵义：一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二是为目标进行的努力和抗争。中国国民可算是由害怕帝国主义、怨恨帝国主义到反抗帝国主义了，这是我国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第一声。顾兆熊把集会示威游行上升到“运动”的层面，这个“定性”充分表现了一位北大教授的敏锐和卓识。
作为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对顾兆熊所说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作出了更准确、更鲜明的历史定位。他在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号上发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率先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词，比“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的提法更简洁、更清晰、更嘹亮。尤其是他提升出来的“精神”两字，其意义极其深远。
罗家伦郑重地告诉人们：“五四运动”不仅仅是“感情”的，也是“理知”的；不仅仅是“青年运动”“政治的运动”“国家的运动”“国民运动”“民族运动”“打破恶社会制度的运动”，也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折射出来的最可宝贵的是一种“精神”！
罗家伦将“五四运动”的精神归为“三种”：第一“是学生牺牲的精神”；第二“是社会裁制的精神”；第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并三呼万岁：“学生牺牲的精神万岁！”“社会裁制的精神万岁！”“民族自决的精神万岁！”
张东荪是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上海《时事新报》的主编。5月27日，张东荪在上海《时事新报》“时评”栏发表《“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提出了“五四精神”这个词。虽说该文比罗家伦的《“五四运动”的精神》晚一天发表，但“五四精神”的这一提法，比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更鲜明、更凝练、更科学。
张东荪将“五四运动”精神概括为“雪耻除奸的精神”。所谓“雪耻”指的是“反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所谓“除奸”，指的是“改造腐败不中用的政府”。
神圣的运动和可贵的民族精神
顾兆熊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最可贵之处，是最早提出了“运动”这个词，给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定性为“运动”；罗家伦的《“五四运动”的精神》最可贵之处，是最早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词，给“五四运动”命名，并且将“运动”提升到“精神”的层面；张东荪的《“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可贵之处，是最早提出了“‘五四’精神”这个词，给“五四精神”命名。
这三篇文献，前后呼应、各有侧重，又层层深入、开掘提升，其用意显然是要人们感奋起来。顾兆熊和罗家伦侧重给“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做历史定位，张东荪侧重给“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的“精神”做历史定位。从此，“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这两个词镌入史册，“五四运动”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神圣的运动；“五四精神”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的民族精神。
这之后，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进行界定和阐释的文章越来越多。
傅斯年把“五四精神”说成是“北大的精神”。他在1919年9月5日撰写的《〈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说：“‘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北大的精神大发作。社会上对于北大的空气大改换。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时候，处在这个地方，自然造成一种新生命。”傅斯年在这里所说的“北大的精神”，并不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而是鲁迅所说的“求新”。
太空在1921年5月4日《晨报》“五四纪念”上发表的《“五四运动”之回顾》一文中，第一次把“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民主”精神，他郑重指出：
“五四运动”的动机，就是山东问题，外交问题；但是说到“五四运动”的精神，决不如此单简，“五四运动”的精神到底什么？就是发挥“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的精神，拿出最大的努力，斩断奴隶索子，打破黑暗势力，创造我们的新生命！
1925年5月4日《晨报副刊》第99号“‘五四运动’纪念号”中，刊登了汪典存的《每逢五四便伤神》，文中说：“今欲保存五四之精神”，必须做到两点：
一、以忠恕立身忠者对己对人对事具十分热诚而负责任之谓。恕从旧解推己及人之意。
二、涵养科学的精神遇事研究，判别是非，具自持不移之态度。
罗家伦的“三种真精神”说、张东荪的“雪耻除奸的精神”说、傅斯年的“北大的精神”说、太空的“‘德谟克拉西’的精神”说、汪典存的“以忠恕立身”和“涵养科学的精神”说，代表着作为“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对“五四精神”的界定和阐释。
除此之外，颂扬“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还有很多歌曲，最有影响的当推1924年5月4日《晨报副镌》第99号刊登的《五四纪念爱国歌》（赵国钧作歌萧友梅制谱）：
五四纪念爱国歌
五四，五四！爱国的血和泪，洒遍亚东大陆地！雄鸡一唱天下白！同心击贼贼胆悸！爱国俱同心！壮哉此日！壮哉五四！
五四，五四！自由的血和泪，洒遍亚东大陆地！为民众而争正义！军警刀枪都不顾！精神冠古今！壮哉此日！壮哉五四！
五四，五四！真理的血和泪，洒遍亚东大陆地！扫荡千古群魔毒！文化革新应运起！光大我国史！壮哉此日！壮哉五四！
五四，五四！和平的血和泪，洒遍亚东大陆地！强权打破光明来！老大古国见新气！国魂兮不死！壮哉此日！壮哉五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