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同胞对此国难，人人应视为与己身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
1931年9月18日，沈阳一声枪响，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白山黑水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艰苦斗争。远在北平的知识界则以笔为武器，唤起民众“以决死的精神”来团结苦斗。在北平各界著名人士的聚会上，傅斯年提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话题，号召知识分子们反躬自问，探索救国之良方。
4天后，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就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回应了傅氏的呼吁。22日晚，蒋在清华礼堂，主讲《日本此次出兵之经过及背景》，在梳理日本侵华之来龙去脉后，指出若想解决东北问题，治标之法在于“（1）唤起国际同情，无大效果；（2）宣战必败；（3）排货运动，惟一办法”。至于治本之法，蒋氏认定“在于民族与个人之根本改革。中国人遇小事则萎靡不振，遇公事则贪婪腐败，此种习性非大行改革不可”。
蒋氏此番演讲果然激起众多学子对东北问题之关注。不过要想唤起广大国人对时局的重视，则需要报纸媒体的不断宣传。9月26日，著名报人邹韬奋就在《生活》周刊上著文向全国民众呼吁“全国同胞对此国难，人人应视为与己身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如政府甘心亡国，我们不能坐视偕亡，当起而自救”。一个月后，左舜生也刊发《注意日本的所谓条件》一文，径直指出：“日本一次的出兵占领辽吉，完全是对中国抱着一个算总账的态度，日本既下了一百二十分的决心，在他们是大有不达目的不止之势。”既然国民政府不争气，那么作为中国人，则必须力持与日寇死磕到底的态度，“假如我们也不抱定一百二十分的决心，也不抱定一个与日本算一回总账的坚决态度，则不仅辽吉两省有名存实亡之忧，就想要在最近的中日交涉上稍稍有一点补救，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事。”
“东北问题之解决，在于吾人者多，而在于他人者寡。中国建设成功之日，恐即东北问题完全解决之时也”
国难之际，满腔热忱固然重要，尚需冷静地思考与筹谋。若想全面深入掌握东北问题，则非有研究论著不可。就在事变发生四个月后，蒋廷黻原在南开的老同事傅恩龄，应校长张伯苓之命，编撰成长达数十万字的《东北地理教本》，作为教材供南开大、中、女、小四部通用必读。名为地理教本，但书中内容已涉及历史人文、地理风俗、行政交通、资源矿产、工业商业、租借地、中东铁路公司、南满铁路公司及周边经济形势、地缘政治局势等诸多方面，资料丰赡，条目明晰，对当时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情形的介绍非常全面。正基于对资料、数据、舆情的充分搜集与占有，故教本中所得出的观点令人信服。如结论部分，编者提出了解决东北问题的消极与积极两套方案，战略眼光可谓长远，同时着手之处又非常务实，可见其考虑之周全。文末编者更是强调：“东北之权益，既由吾人失之，故东北所失权益之规复，其责任亦应由吾人负之。简言之，东北问题之解决，在于吾人者多，而在于他人者寡。中国建设成功之日，恐即东北问题完全解决之时也。”这一段文字，可谓点出了东北问题症结之所在。
此书能如此迅速地问世，与南开学人们平时的持续关注与学术积累及编纂时的辛勤与劳苦自然分不开。已故著名史学家何炳棣曾就读于南开中学，他回忆道，彼时南开校长张伯苓注意到日本对东北地区的野心，“所以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早已嘱咐校长秘书、精通日文的傅锡永（恩龄）先生，从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累年大量的调查统计资料中，选撮精要编出一本专书，以为南开大、中、女、小四部通用必读的教科书，定名为《东北经济地理》。”张伯苓在1927年特意组建了“满蒙研究会”这样一个专门研究机构。此后南开大学不断派遣本校教授赴东北考察，积累第一手的观感与资料。这些教授，大多是当时中国最顶尖的专家，如蒋廷黻主攻外交史与国际关系，谙熟近代以来中俄、中日问题。通过实地走访，蒋认为“东北的政治措施，乃至全国的政治措施都是不够的。军政两界的爱国分子都认为兵工厂、铁路、出超的贸易是强国的条件。但是，他们忽略了健康、受过教育、能做事的人民才是强国的基本条件”。再比如擅长中国工农业经济问题的何廉，一度致力于研究河南、山东百姓向东北迁移现象，他“越来越感觉到研究构成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机构，是极为重要的”。于是他借助赴东北考察的机会，搜集了大量宝贵的一手资料，用于该课题的研究。与此同时，正是由于编写教本的契机，不少学者将东北问题作为毕生关注的重点。如蒋廷黻于1929年离开南开后，依然在该领域努力耕耘，发表了长达数万字的《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一文，于学界引起极大反响。
除却教材，学者们还纷纷撰写学术著作，以证明自古以来东北就是中国的疆土，驳斥日本之歪理邪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到一个月，“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择此职业，无以报国”的傅斯年，便召集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四位顶尖历史学者，联手撰写《东北史纲》。在卷首语中，他们道尽写作的两大初衷：“然而前途之斗争无限，知识之需要实殷，持东北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岂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国事者焉。吾等明知东北史事所关系于现局者远不逮经济政治之什一，然吾等皆仅有兴会于史学之人，亦但求尽其所能而已。己所不能，人其舍诸？此吾等写此编之第一动机也”。再者，“就此二三千年之历史看，东北之为中国，与江苏或福建之为中国又无二致也。今不得已辨此本用不着辨者，此吾等写此编之第二动机也”。此外，供职于《大公报》的王芸生在事变后不及两年的时间里，写出了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成为当时研究中日关系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甚至引来日本史学界的异常关注。可见基于学术专长，以期有裨于国难，是读书人大多依循的路径。
“鞭策政府,以度此空前非常之国难,此真爱国志士所当剑及履及求其实现者也”
当然，作为有良知的学者，内心总免不了有些“忍不住的关怀”，于是手中之笔便飞出书斋，在报刊上挥洒思绪。《独立评论》及《大公报》成为他们唤起国魂抵抗侵略的主战场。面对日寇在东北任意肆虐甚至扶植傀儡的暴行，胡适认为政府亟须调整对日方针，“现在满洲伪国的招牌已撑起来了，日本军阀和浪人已在那伪国的影子底下实行统治满洲了”，“此时若再不确立对日外交的方针，若再不肯积极谋外交上的挽救方法，将来只有于我更不利的情势”。较之乃师理性冷静的文风，傅斯年的笔锋则满是毫不客气的火药味。针对当时全国上下仍沉醉在“醉生梦死”的苟安状态中，傅对现实进行了无情揭露：“我们且看看所谓北平社会：一群群军阀官僚、学阀学棍、土棍地痞、无赖青年男女摩登，花他们抢来摸来要来的钱住着”，“试看自北海公园到先农坛，哪里有国难的气味？走遍五城的大街小巷，哪里有忧国的声息？听听人们的谈吐，哪一个想到东北的失地？”为何人们面对国耻国难，竟会这样无动于衷？傅分析道，这主要还是由于国人那些“靠天活着的心理，毫不振作的生活，做顺民或逃之夭夭的幻想，知命的哲学！”傅不禁慨叹，“以今日之局面比宋明亡时真正再像也没有了！”傅警告那么些麻木的国人，如果照此下去，做亡国奴的那一天实在不远了！
1932年秋，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发表题为《“九·一八”一年了！》的纪念文章，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无独有偶，就连向来以政治立场温和著称的《大公报》,这时也公开发表“社评”指出：“（日本）充其野心,直欲灭我全国,奴我全民,中国当局者,纵欲屈辱妥协,苟安旦夕,已决非日阀所许”，基于此观点，“社评”呼吁“四万万中国国民”立即行动起来,制止国共内战,“鞭策政府,俾得悉移剿共之兵力财力,以度此空前非常之国难,此真爱国志士所当剑及履及求其实现者也”。
知识界之所以形成如此高度共识，就在于他们深刻认识到：九一八事变不单是近百年来东亚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转折，也是20世纪以来继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的第三件全球大事。从此，长达十四载的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从此，中国逐渐升级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从此，“走向抗战”也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