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一贯高度重视廉政建设。陕甘宁边区自1937年9月成立至1950年1月19日光荣完成历史使命，廉政建设就自始至终贯穿于边区工作的各个方面。陕甘宁边区不仅是抗日的模范地区、实行民主政治的模范地区，也是廉政建设的模范地区。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之下，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发扬了艰苦的工作作风，厉行了廉洁政治，在人民政权建设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清廉执政
抗战全面爆发后，面对连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国共产党严于律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铲除贪污，严惩腐败，以俭朴、勤劳、清廉的形象“创家立业”，发展壮大。
毛泽东要求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工作的党员成为“应该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对于1941年5月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他亲自修改，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共产党员有犯罪者从重治罪”。1942年，在边区高干会上传出消息，一位身经百战的红军英雄肖玉壁在任税务所主任期间，贪污公款3050元，被判处死刑。肖自持身上有90多处的战伤功劳，写信向毛泽东求救。当时干部队伍中出现了贪污腐化的苗头，犯罪率达到了5%，这股风不刹无以正民众视听。毛泽东告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1942年1月5日《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从肖玉壁之死说起》的社论，社论说：“我们要严重的注意！注意每一个反贪污的斗争，抓紧揭发每一个贪污事件，我们要做到在‘廉洁治政’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壁’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陕甘宁边区还根据议会民主制度的原则，制订了《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选举条例》，接着就开始了民主普选运动。一切赞成抗日的人们不分阶级、党派、性别、民族和信仰，不受财产和文化程度的限制，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当时基层群众多不识字，就用碗中投豆、烧洞、画圈等办法进行当众投票，无所顾虑。
如此公开透明的选举，使用权力和金钱进行“买官卖官”的贿选无可乘之机。朱德说：“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陕甘宁边区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青青的天，白白的云，选举不分各阶层，男女穷苦齐平等，自己来管自己事，不许任何人来欺压我们。”
以法肃贪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把反贪污、反浪费当做一件大事来抓。
1938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明确提出了“改造旧政权，建立廉洁政府”的目标。8月15日，边区政府制定发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中规定了以贪污论罪的十种行为。
1939年，边区政府制定的《惩治贪污条例》中更加明确了量刑定罪的标准：1.贪污数目1000元以上者处死刑；2.贪污数目500元以上者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3.贪污数目300元以上者，处3年至5年有期徒刑；4.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苦役，并号召人民控告揭发。4月4日《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规定：“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赌博。”
1941年5月1日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1943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中又规定：政务人员“公正廉洁，奉公守法。”
抗战时期，边区还颁发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和《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其中明确规定：“有破坏政府法令、危害群众利益以及贪污、腐化、营私、舞弊等行为者，不得任用为政府干部。”
对于贪污违法的惩处，陕甘宁边区政府历来抓得非常紧，又非常认真。对政务人员中的贪污分子不但严厉惩处，而且加重处分，或者从重治罪，党龄、地位、功劳、职务都不能成为他们赦罪、逃避惩罚的借口，仅在1937-1938年间，边区政府司法部门严格判处了180起贪污腐化案件。
1937年8月，盐池县县长曹某某，贪污破获赌博案的罚款两起，共159元，在1938年2月被发现，边区政府当即予以撤职。
1938年4月，安塞县第四、第六两区区长贪污被没收的烟土也被撤职严办。
据《陕甘宁边区政府指令》中记载：甘泉县某县长因挪用公款边币220元，边区政府发觉以后，发出指令“严令交还，以公款而正吏治”；原陕甘宁边区税务局总务科长冯某某渎职贪污，并私藏烟土，边区政府立即发出指令“税务总局冯某某渎职、贪污、私藏烟土，陷害同志等不一而足，可谓罪大恶极，如政府机关藏此败类，贻害匪浅，税局将该犯送交法院甚为妥当。今后着令该局继续供给材料，以期惩一儆百，并应以此教育所有同志，以造成廉洁奉公之美德。”
中国的光明和希望
正因为边区的清廉之政、勤俭之风使得陕甘宁边区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中国的光明和希望所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进步青年报效祖国、拯救民族危亡、寻求革命真理的光明之地。
1940年5月31日至6月7日，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来到延安。他亲眼所见朱总司令与军校学生在篮球场上火热地打成一片；看到毛泽东所住的窑洞“那样简朴是我意想不到的”；亲耳所闻“县长概是民选，官吏如贪污50元者革职，500元者枪毙，余者定罪科罚，严令实行，犯者无情面可袒掩优容”。
回到新加坡后，他写了《南侨回忆录》，在万人欢迎大会上，陈嘉庚激动地汇报了他的延安之行：“长衣马褂，唇红蔻丹，旗袍高跟鞋，则绝迹不见。风俗质朴，生活简单，宴乐应酬更谈不到。”陈嘉庚曾说：“余到重庆所见，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则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迨至延安……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忠公耐苦”，“虽毛主席夫人、朱总司令夫人，亦须有职务工作，方可领5元零用”。边区为政的清廉与国民党统治区贪污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陈嘉庚由此“断定国民党政权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美国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44年随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对边区政府的清廉感触颇深，认为在这里“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从而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诞生。”印度援华医生柯棣华说：“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在黑暗的岁月里生活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终于从共产党人身上找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
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有史以来访问延安的第一个美国官方代表团———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派驻延安的视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访问后确信“共产党得到当地百姓的完全支持”，“他们生存下来，并且壮大了”，“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而是他们自己的。”
国统区的进步人士和友军官兵认为：“边区值得全国各地仿效”；“到了边区，看到他们官兵吃穿一样，没有官老爷，不摆官架子，才知道过去被自己长官在政治上欺骗和蒙蔽了”；“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边区的官没有薪俸，不腐化，不堕落”……这些都是对陕甘宁边区清廉政风的由衷赞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