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被“十四年抗战”所取代,进入中小学教科书。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在较传统说法多出来的这6年间——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始到1937年七七事变终,有哪些关键的抗战环节?
我们先看九一八事变现场。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一枪未发。路透社1931年9月19日的一则专电披露了东北当局的相关说法,它符合实际情况:
“中国方面佥谓满洲日军无端挑衅,中国军民虽为枪炮轰毙甚多,但华兵并未回击,亦未与抗。中国当局于两日前已闻满洲日后备兵已领得军械,而连日开抵沈阳之兵络绎不绝,内有炮队若干,此为条约所不许,足证日方计划甚为周密,且数日前有张学良之日友入谒、劝张勿回沈阳,以免蹈险。满洲中国当局以此项战争,几近恫吓,曾命军队如有事端,万勿开枪轰击日兵,故日军炮轰北大营时,该营司令即命军队堆起军械,勿与为抗。”
《申报》在9月20日的报道中称,张学良以日人违犯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决取不抵抗主义,一切听凭各国裁判,并即电召顾维钧来平、与汤尔和分赴驻北平(北京)各使馆,向各使节说明日人暴动真相。
不抵抗主义算抗战吗?所以九一八严格意义上并非中国抗战的开始。在此之后一个半月,发生一关键性事件,那就是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在江桥抵抗日军,打响了反击日军的第一枪,此堪称中国抗战之始。
东北在此前已易帜,马占山是国军将领。据《申报》11月6日报道,在江桥战役打响当天(11月4日),马占山致电张学良称,日军掩护伪军张海鹏部攻打黑垣甚急,日军集结中江,为防止日军前进,已拆桥毁掉铁路,愿追随张副司令,固守黑垣。张学良回电,令马占山守住黑垣,非至万不得已,绝不宜放弃。
张学良要求马占山固守的命令,当然代表国军。江桥抗战虽然以失败告终,但马占山还是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
此后发生的大事件是1932年的淞沪抗战。日军入侵上海,国军第十九路军参战,3月3日停战。
1933年又发生长城抗战,其中最被津津乐道的是发生在河北、热河交界处的喜峰口战役。中国的参战部队是宋哲元领导的国军第二十九军。一连串的战斗自然以日军获胜告终,但军事抵抗行为显然来自国民党的最高层。
二十九军的前身是冯玉祥创办的西北军。这一年,值得记录的还有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冯玉祥任总司令。他在平绥沿线发出布告、大意谓:
日军图占平津,将取张垣,华北甚危,玉祥于五月二十六日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结合各路忠勇将士及爱国民众武装保卫察省,决本抗日救国大职,倡民众御侮运动,镇压汉奸扰乱,希民众一致奋起,一同抗日。
但在中日军力对比悬殊,而日军已经攻进山海关内的情势下,国民政府最终同意与日军签订《塘沽协议》,事实上默认了日军的侵占行为。
在这之后,1936年的绥远抗战是卢沟桥事变之前,比较振奋国人信心的战争。但日军并未直接与国军对抗,而是假手扶植的蒙古德王。德王的惨败,让绥远抗战的领袖傅作义的肖像登上了《军情画报》的彩印封面。
最后重点说一下东北的抗战。此次八年抗战的说法改为十四年,很大程度上和东北抗联老战士李敏的呼吁相关。抗联活跃在日军虎口第一线,成为卢沟桥事变前6年抗战最具传奇性的武装力量之一。
不过,1937年之前,活跃在东北的抗日武装不只是抗联,还有东北义勇军等组织。
《申报》1936年4月4日曾刊发《东北义军近况》,内称:
“据确息,最近义勇军人数,较前突增数倍,其总数已不下十五万人,主要根据地系在中东铁路一带,其余则分散于珲春、磐石、珠河、密山、虎林、东宁、宁安、穆陵、梓川、汤原等地。组织共分两部,其一称为东北抗日联军,下分六军,实力最为雄厚,设备完全现代化,作战系采取化整为零之游击战术,且于各农村中密布有细胞组织,情报极灵,因此虽经日“满”军不断进剿,尚未能损其毫末,其各军军长姓名如下:第一军军长杨靖宇,第二军军长王德泰,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第六军军长谢文东。其二称为东北义勇军,由总司令吴义成、副司令孔宪成统率,战斗力亦甚坚强,惟设备则较抗日联军稍逊云。”
《申报》的战争报道,不可避免有夸大我军实力的倾向。但东北抗战武装给日军带来困扰,也是实情。
虽然领导东北义勇军的吴义成现在知名度较低,但其实他比杨靖宇都更早参加抗战。他和副司令孔宪成都在1932年初加入王德林领导的中国国民救国军。王德林是东北军将领,因此可以说这一支抗日武装,是由正规国军部队组织而成,但其间也夹杂了收编的胡匪和秘密会社成员等。
而抗联的领导者中,则多和苏联及中共有千丝万缕关系。
1931年至1937年,抗战一直是国内最能调动公众情绪的议题之一。也有各种武装一直在以局部战役的形式反抗着异族的入侵。
只是,抗战压倒一切的日子还没到来。蒋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孙科说:救国必先救党。一定要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触发与激化,才会拉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全民抗战大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