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再次重申全党同志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这既是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必然结论，也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要求。服从好、维护好这个核心，是当前和今后最大的“大局意识。”
中国共产党95年多的历史就是一部讲大局、顾大局的团结历史。大局意识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传家宝。在党的历史上，但凡大局意识强的时候，全党上下就高度团结，党中央就有权威，党的事业就顺利向前发展。大局意识让中国共产党人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使，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形成强大的合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识大体，顾全局”“舍小我，顾大局”
大局意识是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高频词。早在党创立之初就高度重视大局意识，明确指出了党的“先锋队”“指导者”地位：“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对全党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和要求，如“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等。这里的“不得自定政策”“不得单独发表意见”等表述，可以理解为是大局意识的体现。1923年8月，刘少奇在《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一文中写道：“又俱乐部的议决案，总是顾及大局，顾全万余工友的，或者有少数工友有不得利益的地方，也应为大局的关系而服从。”这是“大局”一词首次在党的文件中出现。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党的“左”倾错误，造成党内一度组织涣散，有的党员干部大局意识不强，个别甚至走上了公开分裂党的道路。1931年，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的罗章龙，公然违抗中央，非法成立“中央非常委会”“第二省委”等组织，被开除出党。历史的教训表明，党员干部特别是中央主要领导干部如果缺乏大局意识，就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困难，甚至危及党的生命。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当时党中央的负责人没有从全局出发，固守错误路线方针政策，最终导致反“围剿”斗争失败，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被迫实行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及时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同时“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对大局意识作出深刻阐述。遵义会议后，大局意识在党和红军内逐渐树立起来，大家拧成一股绳，不断取得斗争的胜利。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贺龙、任弼时等详细地了解到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的情况后，当即表现出了很强的大局意识，坚定地拥护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中央，并与朱德共同努力促成了红四方面军最终北上。
与张国焘分裂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刘志丹、习仲勋等陕北根据地党和红军广大党员干部所表现出的高度自觉地服从中央、维护团结的大局意识。在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习仲勋从革命大局出发，坚定地服从党中央安排，在不同的岗位上努力为党工作，从不计较曾经受过的不公正对待。1943年，毛泽东亲笔写下“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赠给习仲勋，这是对习仲勋崇高大局观的充分肯定。
抗日战争时期，“顾全大局”“识大体，顾全局”“舍小我，顾大局”等表述频繁地出现在党的文件中。党中央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大局意识，就在于当时“左”倾错误思想在党内仍有存在，再加上王明在对待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造成部分党内同志思想的混乱，对革命的大局造成不小的危害。对此，毛泽东提出“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1942年至1945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形成了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使全体党员干部“收获了从来没有的思想上改造的成绩”，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大局意识得以巩固和加强。党的七大将大会方针定为“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体现了党对大局意识的重视。之后，为克服分散主义，党中央提出建立报告制度，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定期向中央作报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制度层面巩固大局意识。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大局意识，并将其形象生动地比喻为“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并以此告诫全党同志：“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学会“弹钢琴”在这次会议上被列为党委会工作的十二个方法之一。
“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1949年3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就高瞻远瞩地预计到，因为革命的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果不其然，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内一些同志就滋生了“只顾小局，不顾大局”的思想。典型的例子是时任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的戴季英，认为自己资格老，职务太低，于是倚老卖老，居功自傲，公开抵抗、诋毁省委，最后发展到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要求当中央委员和河南省委书记。由于破坏了党的团结，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当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政治生活总体上是好的，绝大多数同志仍保持着大局意识的优良传统。习仲勋就是一位大局意识很强的领导干部，他服从中央安排，留任西北主持全面工作，特别是在他的统战工作领域，表现出了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在西北剿匪反霸斗争中，根据当时的局势和民族地区的复杂性，习仲勋从大局出发，为解决昂拉武装叛乱反复作出指示：“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并累计与昂拉部落头领项谦谈判达17次之多，最终成功平息昂拉叛乱，收服项谦，为新中国的和平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对于党内滋长着的派别思想、分散主义、个人主义、小团体习气和地方主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及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防范。一是通过开展整风整党运动，提高党员干部对大局的认识，使党达到团结一致的目的。二是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提出有利于增强党员干部大局意识的“六个规定”，团结起全党“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此外，这一时期党十分注重在经济建设领域强调大局意识。“从全局出发”“从全局设想”“树立全局观点，克服局部观点”等表述被广泛用于中央文件、指示中。如在编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中，党中央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只顾小局，不顾大局的思想必须批判。”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再次强调：“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大局意识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保证。
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先后提出了“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议大事、抓大事，胸中要有全局”“始终坚持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等新的大局观。1995年，《中央宣传部、国家经贸委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配合重大改革政策和措施的出台，及时进行国内外形势的宣传教育，不断增强职工的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这是“大局意识”政治术语在党的文件中的首次出现。此后，“大局意识”被应用到党员干部身上，并与党的意识、政治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自律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改革意识、忧患意识等相提并论，成为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论及大局意识，并将其提升到新的高度，与政治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一起纳入到“四个意识”之中，使之成为增强团结统一、凝聚发展动力的思想保证。首先，从“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到“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摆布，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再到“善于‘弹钢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等等，表明了大局意识是贯穿习近平总书记治党治国治军的一条主线。其次，针对党内存在的纪律松弛、弄虚作假、阳奉阴违、结党营私、拉帮结伙等现象，以及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高屋建瓴地主张实行请示报告制度，要求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都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切实加强组织管理，以此增强党员干部的大局意识。另一方面则是加强中央巡视工作，加大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力度。这对增强大局意识起到了规范引导、控制约束、警戒告诫、惩罚威慑的作用。再次，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继续强调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必须顾全大局，必须增强全局观念。尤其是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了十二个方面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为大局意识的贯彻落实提供了基本遵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