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革命战争年代，各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人，通过领导人民进行民主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建设等经验的积累，形成了带有体系的观念和作风，即后来概括的延安精神：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民主政治
实行民主政治，是陕甘宁边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第一步工作是进行由乡到边区议会的选举。边区的民主选举并没有因为全国抗战的爆发而停止进行。凡居住在边区年满16岁的民众，“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实际投票中，群众有许多创造，采取了投豆、画圈、画杠、燃香在纸上烧眼等办法。到1937年10月底，乡、区、县三级选举完成，有7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12月选出500多名边区议会（1938年11月改称参议会）议员，进而组成了边区政府。
边区贯彻执行“三三制”政权，即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1/3。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在延安召开，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在选举的18名边区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共产党员7名，超过了1/3，当选的边区政府委员徐特立（共产党员）立即声明，请求“退出”，得到大会的赞同和同意，并按原选得票多少，递补了一位非党人士，使边区政府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人数完全符合“三三制”原则。
李鼎铭先生是一位热衷于陕甘宁边区建设，积极拥护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人士。面对抗日根据地所遇到的严重困难，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正好切中了边区内兵多粮乏、政繁赋重的现象，大会以165票多数通过并交政府速办。1941年12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精兵简政》的社论，认为精兵简政“不仅在解放区，即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是非常恰合适宜的主张”。要求全党普遍地执行精兵简政。这样，精兵简政作为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之一实施起来。同时，为密切军政、军民关系，还开展了“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三制”等民主政治方针的实行，使边区各级政权有了广泛的代表性，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界团结抗战的积极性，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毛泽东曾总结过陕甘宁边区的“十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是对陕甘宁边区社会风貌的真实写照和热情称赞。朱德总司令也写诗赞颂当时的党政军民关系：
历年征战未离鞍，赢得边区老少安。耕者有田风俗美，人民专政地天宽。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陕北齐声歌解放，丰衣足食万家欢。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
1940年5月朱德从华北回到延安后，在协助毛泽东指挥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事斗争的同时，十分关心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情况。朱德看到，边区的“财政经济建设虽有某些成绩，实在是入不敷出，以致几月来未发一文零用，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他深感如不采取重大措施，就很难扭转局面。
经过调查，朱德把注意力集中到陕甘宁边区蕴藏量很大、又是人们生活必需品的食盐上来。
边区境内有五个盐池，边区内部消费不了。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用盐去换钱以积累资金。朱德想，如果把盐销到附近需要食盐的陕西、山西、河南各地，不是可以换回大量资金吗？朱德明确提出：“现在，自力更生是目前全党全军之极重大任务。”“我的意见先从盐下手。”“定边盐池为陕北经济策源地。”“我们下紧急令，派军队全体动员。首先从盐井来冲锋，冲破这些困难。”
毛泽东赞成朱德等提出的积极发展生产的方针，主要是投资盐业的发展。他说：“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出入口平衡的问题。出入口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毛泽东、朱德雷厉风行地抓经济工作，措施有力，很快推动边区经济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
1941年和1942年，是各抗日根据地物质困难空前严重的时期。当时边区只有145万人口，又是土瘠地薄的高原山区。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下，要担负数万名干部、战士以及全国不断奔赴革命圣地的青年学生的吃穿住用，实在成了一个大问题。为打开困难局面，各抗日根据地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边区经济困难中最紧迫的是吃饭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德提出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在不妨碍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实行屯田军垦。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回忆说：“军队实行屯田是朱德倡导的。他从前线回延安后，非常关心部队的生产，主张以部队强壮众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去，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同时帮助边区的建设，也改善部队本身的生活。”
三五九旅是八路军的一支主力作战部队。遵照中共中央的命令，1941年3月起，王震率三五九旅官兵高唱“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战歌，浩浩荡荡开进荒无人烟的南泥湾。七一八团政委左齐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开荒时拿不起锄头，便在营里给战士做饭，挑上山去给战士们吃。七一八团模范班长李位，在开荒大竞赛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一次全团组织的175名突击手的开荒竞赛中，他挥舞着一把4斤半重的大板镢，每分钟落地48次，经11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创造了日开荒三亩六分七的最高纪录，被人们称为“气死牛”的英雄。
毛泽东既是大生产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又是大生产运动的参加者。他参加警卫班召开的生产动员会议，并且要求战士们在订计划时，给他分一块耕地。他告诉战士，我不能走远，你们在近处给我分一块。战士们劝毛泽东就不要参加劳动了，毛泽东坚决地说：不行，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他在自己住的窑洞周围开了一亩多荒地，播种、栽植、施肥、除草和收获都自己动手。对一些不懂的农业技术，就拜懂行的战士和农民为师。毛泽东衣着朴素，粗茶淡饭，经常废寝忘食，忘我工作。他使用的铅笔往往用到手都捏不住了还不忍丢弃，思考问题时总把小煤油灯的灯芯拨小，节省煤油。警卫人员见毛泽东总是穿着打着补丁的旧棉衣，就利用雪天打了一些银狐，做了一件狐皮大衣给他，而他却婉言谢绝，并建议把珍贵的大衣卖到国统区，为延安换回一些紧缺的物品。
年近花甲的朱德处处以身作则。他纺的毛线质量很好，还和身边几位勤务员一起组成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开垦三亩菜地，种上白菜、水萝卜、菠菜、葱、蒜、韭菜、南瓜、黄瓜等十几种蔬菜。每天清早和工作之余，他就到菜地里浇水、施肥、锄草。朱德是位种菜能手，几位勤务员年纪轻，没有种过菜，他就手把手地教他们，还经常背着筐拾粪积肥。朱德种的菜质量好，产量高，品种又多，在当地很有名。老部下去看望他时，他常留他们吃饭，用自己种的蔬菜招待大家。朱德种的菜吃不完，经常用来送人。
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任弼时夺得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给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干部战士以很大鼓舞。
由于大生产运动广泛深入的开展，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自给程度竟达到财政总支出的84.44%，人民负担明显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部分做到“耕一余一”；农民所交公粮占粮食总收成比重逐年下降。
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
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界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战胜敌人的一个方面军。毛泽东曾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这里的“鲁总司令”的部队是指根据地的文化大军。
延安成为“红都”后，像一块磁石一样，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通过不同的渠道奔向这里。在延安，他们呼吸着自由和民主的空气，焕发出巨大的创作热情。
到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想见见毛泽东，亲耳聆听毛泽东的教诲。毛泽东日理万机，日夜操劳，但仍挤出时间来满足大家的要求。曾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后关押在南京的著名女作家丁玲，1936年被释放后辗转到达保安。中央宣传部在一座大窑洞里开会欢迎她。毛泽东也来了。
会后，毛泽东问丁玲打算做什么，丁玲回答：“当红军。”随后，她到前方总政治部工作。毛泽东填写《临江仙》词一首送给丁玲：“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同文艺界交往的另一条渠道，就是同文艺界人士建立广泛的通信联系。在毛泽东给文艺界人士的信中，既有体现个人情谊的私事，也有涉及文艺创作、文艺理论方面的意见。老同学萧三写信问可否提供一匹马作交通工具。毛泽东在回信中，一方面表示代他“查问一下”，同时答应，如果萧三“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告诉郭已将《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他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希望郭沫若运用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教训的文章。他诚恳地告诉郭沫若：“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1942年，整风运动逐渐在延安各单位展开。而这时的延安文艺界出现了“暴露黑暗”等问题。毛泽东感到有必要解决这些问题，通过文艺界的整风，澄清一些是非。为此，他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4月间，毛泽东约请艾青、刘白羽等几十位文艺界人士谈心。通过交谈，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和未来，有了完整的构想。5月2日下午1时半，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场气氛十分活跃，大家争相发言。5月16日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5月23日下午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在朱德讲话后，毛泽东作总结讲话。由于听报告的人越聚越多，室内十分拥挤，便将会场移到室外广场，临时用三根木椽支个架子，吊上一盏汽灯。报告结束时，已是深夜。毛泽东的总结讲话，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强调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的问题。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奔向抗战前线，深入工厂、农村、部队，接触群众，体验生活，创作了《白毛女》《兄妹开荒》《夫妻识字》《逼上梁山》《王贵与李香香》等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发挥了文艺在革命斗争中应有的作用。
党的“半独立性的”外交工作的开展
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外国人慕名来到延安，中国共产党也随即开始了“半独立性的外交”工作。
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踏进了中国红色区域的大门。虽然苏区曾有一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斯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位“外宾”，外交部是第一次从事接待外国人的具体活动。
7月15日，毛泽东请斯诺到他的窑洞里谈话。他们的谈话范围很广，内容极其丰富。正是在这种涉及面甚广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的关系，第一次面向一名外国人论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外交政策。
红色区域的大门终于敞开了。
1944年2月16日，驻华外国记者联盟直接上书蒋介石，要求国民党政府允许外国记者到陕北及延安访问。几天之后，蒋介石出人意料地批准了外国记者的请求。3月4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给延安发来一份电报，详细报告了有关情况。对于外国记者的来访，党中央、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很重视。收到八路军办事处的来电后，毛泽东当即批给十几位同志传阅。4月30日，记者团的行程大体确定，毛泽东又特地致电董必武，请他转告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
中外记者团5月17日离渝，于6月9日抵达延安。记者团共有21名成员，实际只有6名外国记者。这6人之中，一人是苏联塔斯社记者，名叫普罗岑柯；其余人差不多每人都兼任英美等国两三家有影响的报社的记者。
12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并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毛泽东畅谈国际国内形势，并对记者们说，要战胜日本法西斯，中国必须实行民主。以后，毛泽东还抽空与一些外国记者进行深入的个别交谈。在谈话中，毛泽东除比较详细地介绍中国的抗战形势和中共的各项基本政策外，还根据每个记者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讲了一些问题。例如，向苏联记者普罗岑柯谈了中共的组织和发展等；向美国记者史坦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方针，主张中国与美苏都保持友谊的关系，以便使中国在战后能成为美苏之间的一座桥梁。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话——“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也是在同史坦因谈话时讲的。
外国记者还到晋绥抗日根据地和其他一些地方考察采访。经过几个月的访问，记者们发现边区是一个与国民党统治区完全不同的新天地。根据亲身经历，他们每人都写了不少描述根据地斗争生活的生动报道。特别是福尔曼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和史坦因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是两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书。夏南汗神甫也认为边区是好的，国民党想利用他反共，没有成功。外国记者访问的结果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此后国民党当局重新对边区实行了新闻封锁。
1944年七八月，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分两批派遣美军观察组18人抵达延安。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接见并设宴招待。美军观察组有关人员通过访问，写了许多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美军观察组这样评价延安人：“延安使得美国人不可思议的有三点。一是延安人对金钱不感兴趣，美国飞机经常往返印度、重庆和延安，延安没有一个人托过飞机乘务员带外面花花世界的任何东西。二是延安人待人接物不尚虚文，和一般中国人爱讲面子的传统不一样。三是延安人没有开口要美援。”
美军观察组团长驻华美军司令部包瑞德上校后来也回忆说：“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对延安共产党政权基本上持赞赏态度的一个原因是，那里的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外貌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倾向于赞同的。在重庆，我们所到之处都能看见警察和卫兵；在延安，我所见到的任何地方，包括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都没有一个卫兵。在毛泽东朴素简陋的住处前面，即或有什么人在站岗，这对于一个偶然的过路人来说，也是不显眼的。”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今天，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要把抓理想信念贯穿始终，提高辩证思维、系统思维能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为党和人民事业艰苦奋斗、不懈奋斗。
（作者李颖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主任、研究员）
